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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喉噪鹛为何更名为靛冠噪鹛
作者:何芬奇
发表时间:2007-08-05

   
    在我国鸟类家族中, 噪鹛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类群, 它们在我国广袤的土地和多姿多彩的生境中衍生出不少特有种, 广布者如见于我国北方大部地区的山噪鹛,见于江南的棕噪鹛;狭栖者如仅见于甘南和川北局部地区的黑额山噪鹛或者是仅见于川西南和滇西北的白点噪鹛, 等等。而噪鹛属种类的高物种多样性出现在沿喜马拉雅山脉至整个青藏高原东部地区, 在垂直分布上从河谷直至林线以上的高山灌丛和草甸均可以寻找到它们的踪迹, 从而为研究该地区鸟种的生态适应性和演化进程提供了非常好的实例。
    噪鹛家族中有一个种叫做Garrulax galbanus (黄喉噪鹛), 今天中国的大多数观鸟人士, 无论是否在野外见到过它, 对它的名字并不陌生, 并且知道黄喉噪鹛的指名亚种主要分布在印度的东北部,在我国间断地出现有两个亚种, 一个在江西婺源, 另一个在云南思茅。
    追溯黄喉噪鹛被发现的历史: 它是1874年由高德温-奥斯滕(Godwin-Austen)依据1873年2月采自印度东北部玛尼普尔(Munipur)河谷的标本而命名; 1923年, 法国鸟类学会会长麦尼高(Ménégaux)先生将瑞维埃(Riviere)神甫1919年9月采自江西婺源(婺源县当时属安徽省所辖)的两号标本命名为噪鹛属下的一个新种courtoisi, 借以纪念和褒扬当时上海徐家汇博物馆(le Museé de Zi-ka-wei或le Museé de Heude)馆长古尔图瓦(Courtois)神甫(汉名柏永年); 1930年, 柏辽兹(Berlioz)提出婺源的courtoisi当是黄喉噪鹛之下的一个亚种; 1956年3月, 武汉大学唐瑞昌先生在云南思茅石头山采到3号标本, 当时认为与婺源的是同一亚种; 1982年, 郑作新和唐瑞昌两位先生提出将云南的群体分立为思茅亚种(G. g. simaoensis);此后, 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的鸟类书籍和专著中, 有关黄喉噪鹛, 多称该种下有3亚种。而截至20世纪末, 在全世界的鸟类学家当中, 真正在野外见到过中国这两个亚种的, 分别各只有一人, 在婺源是当年那位法国传教士瑞维埃(Riviere)神甫, 在思茅则是我国鸟类学的前辈唐瑞昌老先生。
    2006年, 英国著名鸟类学家、国际鸟盟《红皮书》和《红色名录》的主要编撰者考勒尔博士(Dr. N. J. Collar)在《燕尾》(Forktail) 杂志上发表文章, 对亚洲鹛类 (文中用的是Timaliidae——鹛科) 中一些种类的种名及分类地位做了综述和厘正。考勒尔博士的文章涉及多个在中国有分布的种类, 其中包括将原黄喉噪鹛东南亚种Garrulax galbanus courtoisi重新升格为独立种Garrulax courtoisi, 下辖亚种G. c. simaoensis (思茅亚种), 并提议使用Blue-crowned Laughingthrush为该种的英文名。
    于是, 原黄喉噪鹛下的中国两亚种, courtoisisimaoensis, 被视为一独立种另带一亚种, 依据命名法则的优先权认定, 以courtoisi为指名亚种, simaoensis从之。于是, 这种噪鹛在各个语种中的俗名就相应地也要有所变更。
    作者随即与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杨岚老先生一道, 在《动物学杂志》2006年第5期上撰文介绍了这一结果, 同时提议以靛冠噪鹛为Garrulax courtoisi的中文名。
    友人告诉我说, 近期在WWW-China的观鸟网站上, 观鸟者就“靛冠噪鹛”这一名称帖发了一些不同意见, 归纳起来, 多认为“靛冠噪鹛”这一名称“拗口难懂”, 于是, 有主张仍然使用“黄喉噪鹛”的, 有建议称其为“婺源噪鹛”的, 不一而足。
    其实, 作者个人以为, 对于任何一个鸟种, 甚至包括亚种, 在观鸟者之间怎样去称呼它都可以, 一些通俗的叫法或称呼有时会有助于更好地辨别它的特征并巩固记忆。
    于是, 观鸟者们乃至从事鸟类学研究的业内人士如果偏爱于黄喉噪鹛这一名称的话, 私下里尽可以将两地的鸟称之为婺源黄喉噪鹛和思茅或云南黄喉噪鹛, 但是, 最好不要再将这一名称见诸于任何正式发表物。
    这是因为, 首先, 我们应当严格遵循一物一名的原则, 并尊重使用上的优先权。也就是说, 对于某一鸟种而言, 如果它种下阶元的分类地位发生变化, 某一亚种或多个亚种被分立为新的单个或多个独立物种, 则该种原来的名称应当保持不变, 而赋予新的物种以新的名称。不然的话, 不但会使当代人在查阅以往文献时感到困惑或须格外小心, 也会给后人在厘订种名时凭空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
    试举这样一个例子或许能够说明问题——遗鸥在繁殖期过后会结群迁至渤海湾, 于是夏末秋初有可能在北戴河至快乐岛(石臼坨)之间的海岸滩涂见到大批遗鸥, 春季里也时常会见到, 只是数量不如秋季里那样众多。对于今天的观鸟者来讲, 这已经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 如果去查阅20世纪30年代有关河北地区的鸟类文献, 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难以及时核对标本和查阅文献而将渤海湾地区的遗鸥视为是棕头鸥, 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末期才得以订正。那么, 对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人来讲, 是否将以往文献中有关渤海湾地区棕头鸥的记录全部改作或者视作是遗鸥就可以了呢? 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
    整个20世纪90年代, 我们曾亲眼目睹了棕头鸥繁殖群对鄂尔多斯高原的入侵过程, 群体数量由最初的寥寥数巢及至90年代中、后期稳定在70余巢上下, 90年代末期, 有报道说棕头鸥的繁殖群已东渐至达里淖尔, 照此下去, 棕头鸥或早或迟会出现在北戴河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假设到21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有人在北戴河发现棕头鸥又该怎样去面对呢? 此棕头鸥非彼之“棕头鸥”, 实实是真棕头鸥也。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发表的一篇论述有关遗鸥与棕头鸥两近似种的分类与分布的文章中, 曾就这一点予以特别说明的原因。
    撇开分类地位上出现的变更不谈, 对任何一个鸟种的鉴定都可能会有误是再所难免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分类学家在研究工作中要反复核对标本而不敢仅依据文献作出判断。
    在分类学的研究中, 常常会遇到这样两种情况, “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对于同物异名来讲, 问题比较简单, 或保留或废置均可。而对于异物同名, 处理起来就要麻烦许多, 也要慎重许多。
    于是, 应当尽量避免“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的情况出现。
    同理, 在核定某一鸟种的中文名称时, 业内人士力求做到名称与实物在特征上尽可能的一致性, 例如, 鸟种Sterna bernsteini的中文名黑嘴端凤头燕鸥就明显较其英文名Chinese Crested Tern更为贴切。然而, 业内人士在拟定某一鸟种的中文名称时, 更应遵从分类学的规则而考虑名称的单一性, 建立起名称与实物的单一对应关系, 以避免给以后的研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举Garrulax galbanus(黄喉噪鹛)为例: 在2005年以前出版的几乎所有鸟类学相关著作中, 它系指一个从印巴次大陆间断分布至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鸟种, 而今, 它原来两个(中国)亚种的分类地位出现了变化, 重新被认为是独立种, 如果在正式出版物上仍然沿用原来的名称的话,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 或许还不是很成问题, 而我们的后代人又该怎样去面对并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
    再者, 从黄喉噪鹛指名亚种的分布范围来看, 它主要分布于印度的东北部, 向南延伸至缅甸西部和孟加拉国中北部, 其最北部的分布点距我国充其量不过150 km之遥, 极有可能在我国西藏东南部地区也有分布。如果我们现在仍以黄喉噪鹛来称呼中国大陆这个种, 将来一旦对那个“真正的”黄喉噪鹛在我国境内有所发现的话, 岂不是会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关于这一点, 我们在《动物学杂志》的文章中已给予了暗示性说明。
    另外, 对于任何一个鸟种, 最好是以特征而不是地名来称呼它, 这样可以省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四川柳莺即是一例, 如果当年能够依照其特征来称呼它, 今天也就犯不上去做更改了。
    其实, 说到某个鸟种的中文名称或英文名称,更多意义上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而对于绝大多数在瑞典著名博物学家林奈(Linnæus, 1707~1778)出版他的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Æ,1758)之后被发现和命名的鸟种而言, 其名称首先是以拉丁文或拉丁化的文字来冠名的。林奈倡导了在物种命名上使用双名制, 属名在前, 种名在后, 属名为名词, 种名为形容词。这一方法为全世界所普遍接受并使用至今。
    作者注意到有网友在讨论黄喉噪鹛的更名问题时提到白鹳与东方白鹳, 并说“70年代文献里的‘白鹳’、保护名录里的‘白鹳’, 就是我们今天叫的‘东方白鹳’呢!”。殊不知, 保护名录里的‘白鹳’正是Ciconia ciconia而非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 后者仅只是在“三有目录”上才能寻得其名。个中缘由, 还是请读者自行去品味吧。
    作者还注意到, 有网友不赞同将靛冠噪鹛指名亚种的受胁状态定为“极危”(CR), 认为“根据婺源方面的考察,它似乎不是那么罕见,而长江中下游类似的林区资料很少,说不定别的地方还有个体,订(定)为‘极危’太耸人听闻”。
    不错, 作者也以为靛冠噪鹛指名亚种完全有可能出现于婺源之外的其它地方。不过, 作者同时也认为, 在对任何一个鸟种的受威胁状况进行评估时, 首先应当遵循评估标准中对物种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动态变化的限制性界定, 并以此对该鸟种的现有资料进行审视和评估。
    在行将出版的《红色名录》中, 对于靛冠噪鹛的评估是这样的——
[依据标准 Criteria: courtoisi: CR (极危) B2a,c(ii+iii); C2a(i) // simaoensis: EN (濒危) C2a(i)
理由: 指名亚种G..c. courtoisi迄今所知于繁殖期其占有面积不足10 km2, 种群数量不足200只; 亚种simaoensis近50 年来一直无记录]
    许多观鸟者都去过婺源并参观过多个繁殖点, 知道婺源黄喉噪鹛(靛冠噪鹛)每个繁殖群所占面积的大小。从2000年至今, 前后共发现繁殖点7处, 而2006年已有3处不见有鸟繁殖, 所剩4处地点的繁殖群实际占有面积(Area of occupancy)的总和连一个平方千米都不到。同时, 就目前所知, 婺源的鸟其种群总数量不足200只, 那么种群内成熟个体(繁殖个体)的数量当然也就远低于250只这一极危等级下C款的界定标准了。
    对于婺源黄喉噪鹛(靛冠噪鹛), 我们曾多次进行过较大范围内的查找, 在以婺源为半径的100 千米方圆之内, 恐怕是没有其它的繁殖群体存在。我们不妨从另一角度去思考, 一个世纪以前, 在皖南、浙西、和赣东北这一地区, 对于鸟类来讲, 当时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比之今日不知道要好多少, 而黄喉噪鹛(靛冠噪鹛)仅是在婺源出现过一次标本采集记录, 足见它是很稀有的鸟种。
    我们也曾多次推测过婺源黄喉噪鹛(靛冠噪鹛)所可能出现的其它地域, 首先是武夷山, 如果进而考虑到思茅与婺源间那1500千米的间断, 则它们出现在浙东或闽南也并非没有可能。
    谈及思茅亚种(simaoensis)的现状, 尽管作者在2006年12月已收集到诸多旁证, 但在没有真正于野外找寻到它的群体之前, “近50 年来一直无记录”仍不失为最为客观的表述。

靛冠噪鹛思茅亚种(G. g. simaoensis)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查阅一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所推荐的物种受威胁等级评判标准(Criteria, version 3.1, 2000)中的具体条款。
    说到“靛冠”一词的产生, 首先是从英文名的Blue-crowned。考虑到在纺织品或织物的染色中, 以往对于蓝色由浅至深曾有湖蓝、天蓝、海蓝、凡蓝、藏(zàng)蓝等, 而婺源所发现的鸟的头顶部颜色与凡蓝最为贴近, 故使用一个“靛”字。事实上, 既然大家可以接受白冠噪鹛这样的名称, 靛冠噪鹛也不是不能被接受的。
    这里, 作者不揣冒昧地披露这样一件事, 靛冠噪鹛这一名称恐怕会是相当短命的。据作者所知, 考勒尔博士(Dr. Collar)正在准备对噪鹛属中的数个种类重新使用Dryonastes这一属名, 所涉及的中国物种当至少包括靛冠噪鹛和栗臀噪鹛(Garrulax gularis), 届时, 连“噪鹛”这一名称恐怕都要有所变动。同时, 顺便说一句, 栗臀噪鹛在我国境内有分布几乎可以说是已成定论。
    其实, 某个鸟种在某一特定语种中的名称仅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段, 委实是件很正常和时常会发生的事。靛冠噪鹛的出现, 凭空为中国增加了一个新的特有鸟种, 应当庆幸才是。
    最后, 感谢观鸟者的诘问, 使作者有机会就黄喉噪鹛和靛冠噪鹛的一些问题做出更多一点的解释和说明。
    原载《知识就是力量》2007-4